一、腐败却爱国的签证官
    听去过尼日利亚的朋友说，国际社会把尼日利亚列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去了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子了。但实际上还未踏上它的土地，就领教了它的腐败了，那是在它的延伸国土上——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馆。     
    签证官是一位长像似泰森的官员，当时我们有好几位等候签证。按规定，签证时需提交来自尼方的公司或政府邀请信，我身边有的持有中国外经贸委的介绍信，有的是尼日利亚公司的邀请函，而我的却是尼日利亚拉各斯州州政府的邀请函，上面有尼国国徽，当签证官看到我的邀请函时，眼中流露出一丝光芒。把手中其他的介绍信和邀请函立即搁到一边，马上就把我手中的接了过去。这立即引起了同胞们的抗议。“对不起，这是来自我国政府的，我非常高兴见到的我的国徽，我非常惊喜会见到这份邀请函。”签证官说道。没想到那份印有尼国国微的邀请函在办理签证时使事情变得是如此的顺利。但在交钱时，250元却变成了750元，而发票上只有 250元，所有的中国公民都要多交500元，自然这多出的500元，流进了签证官的口袋。
    二、在《人权宣言》诞生的地方
   飞机离开北京11个小时后到达法国戴高乐机场。我们需从那儿转机去尼日利亚，提到法国，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人权宣言》了，“人生而平等，人天生具有追求自由、财富和反抗压迫的权力中……。”美国独立宣言也把人权宣言作为序言，是历史上不愿受压迫人民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律师同行们一定知道“自由心证”，它的最经典表述也是来自法国刑法典。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戴高乐机场不少中国公民却受到法国移民局官员 运用“自由心证”的无理刁难。
   一下飞机，移民局警察就把中国公民与其他国家公民分开，优先查验其他国家公民的护照、签证等，当这冗长的程序结束以后，再叫中国公民 到移民局办公室无休止的等待。面对这种歧视的待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我必须维护中国同胞的合法权益，于是与他们据法力争，我说“非常遗憾先生，您能告诉我们不能离开这儿的理由吗?有什么证据表明我们不可以像其他国家公民一样拥有行动的自由呢?我认为我们的人权受到了侵害，我和我的同胞强烈要求停止侵害，要求象其他来到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一样的受到应有的尊重。”移民局官员哑口无言，过了一会说：“请安静，再耐心地等一会儿，这是我们的职责。”     
    "你们的职责就是叫我们这样无止尽地安静下去吗?”     
    在我的据理力争之下和同胞们怒视的目光中，移民局官员无可奈何地交出了我们的护照。媒体上屡屡有中国公民在法国机场受到刁难，被法国移民局“自由心证”为有问题的非法移民，中国大使馆前不久为此专向法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但这次回国时在戴高乐机场仍然受到此种礼遇。
    三、消除误解，互利合作
    到达尼日利亚后，当务之急是在拉各斯国际机场建立一个展厅，接下来是长达一个月的艰苦谈判。我们的谈判的对手是机场商务部，谈判最先 是在毫无相关的问题上展开的。
  “你们来自一个共产党国家，我听说，如果你要工作，你必须是共产党员，我想你们一定是共产党员吧。腐败的共产党员会被绞死吗?”我说“不错，我们的确是来自一个共产党国家，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你瞧，我仍然有工作，我不是在这儿很好的吗，腐败的共产党员按照刑法规定应处死刑的，当然会被判处死刑了。” 
  “为什么你们只能有一个孩子呢?你知道，在尼日利亚，你想要多少 就可要多少，对我们穆斯林来说，想要几个妻子就可以要几个妻子，为什么中国只能生一个呢，要是那一个后来死掉呢?” “请让我给您解释一下行吗?中国的人口是你们国家人口的十倍，如果中国不减少它的人口，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吃饭、穿衣、教育、就业，所有这些问题如果人口不受到控制，都会成为很尖锐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难道你们不想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吗?贵国面积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也有十分之一，人口问题迟早也会是摆在贵国政府面前的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我相信以后贵国政府也会推行类似中国的法律。”
  “法轮功又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法轮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也是一种宗教信仰，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迫害它呢?”“也许您看了太多欧洲媒体如BBC和Sky news大多的缘故吧，您怎么知道它仅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如果您有机会，最好还是去趟中国自己亲眼看一看吧!就我所知，它也许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但至少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在人们生 病的时候，它叫人们不去看医生，而是凭借一种内心信念就可以把病治好，尤为严重的是，法轮功练习者往往杀害家庭成员或其他病人，借口就是帮助他们实现圆满。如果您不相信我这个非共产党人的话，那就去中国吧!”
   最后，自然少不了谈判关于给他佣金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回扣”的问题，消除了他对中国的一些误会，并且让他得到了他认为天经地义该得的佣金，机场展厅的事总算大功告成。
    四、商务谈判
    由于这是第一次进人尼日利亚市场，我们对尼日利亚客商的信誉度以及尼日利亚银行的信誉度都不甚了解，中国国内银行给我们的一些有关尼方银行的信息有很多是过时的，甚至错误的。比如在国内银行给我们的红名单上有一个Barclays银行，要求客户在该银行出具信用证，而该银行却在80年代初由于尼日利亚国内动荡的政治形势而搬迁到英国去了。而中国国内银行的黑名单上的一些银行，据我们自己的了解以及尼日利亚国内中央银行和律师界的朋友的调查，却是数一数二有名的银行。
    出于安全的考虑，公司老总要求尼方开立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并且由欧洲银行加保(Confirmed)，但尼方客商却断然拒绝，理由就是你们的产品第一次进入我国市场，你们的产品质量没法保证，我怎么知道你们产品的质量，万一是伪劣产品怎么办?“因此，客商提议采用托收的方式，而托收是一种对卖方具有非常大的风险的交易方式。因此，公司总部也断然拒绝。几个星期就这样在僵持中过去了。然而在一次闲聊中，我向客户提出建立，采用一种全新方式：仍然按托收方式操作，由他的律师、我以及尼方银行谈判，到达尼日利亚的货物交由银行代管，由银行收取一定管理费，买方凭现金向银行提货，这样对双方都无风险。随后客户的律师和我与银行谈判有关细节后，买方、卖方、银行三方达成了协议，公司总部批准，第一批货物便顺利运抵尼日利亚并顺利结汇。
    五、奉献爱心，资助孤儿
    我所在的城市叫拉各斯市，人口1千多万。尼日利亚总人口1亿2千6百万人口中，有400万人口是Hivs(艾滋病)携带者，另一个杀手是就是疟疾。贫困、爱滋病和疟疾是非州的三大顽疾。在拉各斯有三个孤儿院，每个孤儿院有六七百人，政府为他们免费提供食宿和文化补习班。五月四日是尼日利亚的“防治疟疾日”，我在律师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Surelle区的一个名叫Apapa孤儿院。尼日利亚政府发动人们向孤儿院捐款，一个叫亚布拉车，12岁，父亲1997年死于疟疾，母亲死于部落冲突。来自北部的卡杜纳州。还有一个叫菲利浦，13岁，来自西部的奥罗州，父母都是因为疟疾先后去世。还有一个叫阿利约，9岁，来自两河州，父母死于艾滋病。一到孤儿院,三个孤儿稚嫩的声音同时向我问好：“Hi，China!”我给他们每人捐了5000奈拉(约人民币350元)，然后在捐赠人栏里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